資治通鑑考異和马植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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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鑑考異和马植 (唐朝)之间的区别

資治通鑑考異 vs. 马植 (唐朝)

《資治通鑑考異》，簡稱《通鑑考異》，是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的「副產品」，共三十卷。此書利用書證、物證、校勘等方式訂正真偽，結論常以“今從之”、“今從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 高似孙《纬略》载：“光编集《通鉴》，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通鑑考異》用以說明史料取捨的原則和考證過程，遇年月、事跡有不同之處，均詳加考訂，並註明取捨的原因，“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意在“辨正謬誤，以祛將來之惑”。又如陳壽《三國志》記周瑜之死，未記明確年代，《通鑑》卷六六載，獻帝建安十五年，周瑜卒於巴丘。《通鑑考異》曰：「按，《江表傳》，瑜與策同年，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瑜死時年三十六，故知在今年也。」 《通鑑考異》為了考證薛仁果抑或薛仁杲之名，依据校正新、旧《唐书》等中人名的讹误，又兼以昭陵六骏的铭文：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評《通鉴考异》： 张煦侯《通鉴学》一书将司马光的考异方法归纳为六类：参取众书而从长者、两存者、两弃者（即皆不取）、两疑而节取其要者、存疑者、兼存或说于《考异》中者。 近代史家陳寅恪認為司马光的“长编考异法”源自魏晋的佛经“合本子注”，所謂“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 植（），字存之，唐朝官员，唐宣宗年间为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