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 (州轄市)和蔡式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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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州轄市)和蔡式穀之间的区别

臺北市 (州轄市) vs. 蔡式穀

臺北市（）是台灣日治中後期（1920年－1945年）存在之行政區，也是當時台灣的首府，隸屬於臺北州；為臺北州州治、以及台灣日治時期最高統治機關臺灣總督府的所在地，因而有「島都」的稱號，與被稱為「帝都」的首都東京相呼應。。此為臺北建市之始，創立時的轄屬範圍包含今臺北市的萬華區、大同區、中正區、中山區及大安區，1938年擴大至今松山區、信義區一帶。 臺北市大致上可以分為城內、大稻埕和艋舺三個市街區。城內主要居住著內地人（日本人），而大稻埕與艋舺主要居住著本島人（台灣漢人）。除了經濟上的各種設施，臺北市也有公園、圖書館和博物館等當時文明都市的文化設施。街道上紅磚或鋼筋水泥造的三層房屋，並排著20公尺寬的柏油路。市區的中央是7.6萬平方公尺大的新公園。包圍城內區的是三線道路，沿路設置行人步道，步道和安全島上種植樹木，因景觀秀麗而有「東方的小巴黎」之稱。. 蔡式榖（），台灣新竹人；祖籍福建泉州同安，台灣日治時期律師，社運、政治家。乳名乞，之後取名式榖，晚號春圃。.

台灣

#重定向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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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是指臺灣在1895年至1945年間由大日本帝國統治的時期，於臺灣歷史上又稱為日本時代、日治時代、日據時代或日本統治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經濟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身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日本，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和西方由資本主義引導國家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臺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日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殖民地的開拓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迫使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189-201，1999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化的政治風氣改變，於日治中後期日方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其許多臺人出國前往中國東北的滿州國或到日本本土留學，如鍾理和等，甚至赴中國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不過儘管高砂族有志士、民間日籍台裔的志願兵力，仍有漢人赴中參戰抗日，日本政府在民族認同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詳見臺灣抗日運動、高砂義勇隊。 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而因為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與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大成，並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許多臺灣人因而感到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此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儘管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導向的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並將日本領臺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但臺灣民間對日本大多仍抱持好感，不過也有其他不同於上述調查結果之民調。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年來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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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大正（）是日本大正天皇在位期間使用的年號，使用時間從1912年7月30日至1926年12月25日止。承續年號為明治，接續年號為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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