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和政治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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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政治人类学之间的区别

学术 vs. 政治人类学

學術，在古代中國是指追尋研究學問的方法與水平，在現代則包括了系统专门的学问，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從事高等教育和研究的科学与文化群体常被稱呼為学术界或学府。歐洲學術發展隨著文藝復興出現而改變，到了工業革命時期更出現了現代化的過程。東亞的學術發展在清朝中葉或以前，仍然受到中國學術思想所影響。自從日本明治維新，東亞各地的學術朝著西方化發展，由專注人文範疇轉移到科學範疇。由於科學範疇的學術高速發展，所以人文研究方法變得科學化。從整體來看，到了21世紀，現代學術架構以歐美模式為基礎，系統性專業分科變得非常仔細，而跨領域的研究與生命技術成了學術研究新的發展空間。. 政治人類學關注政治體系的結構，從社會結構的基礎來檢視。是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分支学科。政治人类学试图建立一套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的学科，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各种制度和历史、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知名的政治人類學家包括了艾德華·伊凡普理查、Pierre Clastres、Meyer Fortes、 Georges Balandier、Fredrik Bailey、Jeremy Boissevain、Marc Abélès、Jocelyne Streiff-Fenart、Ted C. Lewellen、Robert L. Carneiro、John Borneman 與 Joan Vincent。 政治人類學直到1940與1950年代，才發展成為一個公認的、明確界定的人類學分支，當時它成為英國功能論學派的主要焦點之一，這大多來自阿弗列·芮克里夫-布朗的思想啟發，並公開反對演化論和歷史特殊論。這個研究取向是實證論，主要的研究工作在非洲殖民地進行。英國結構功能論隨著《非洲的政治體系》(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一書的出版而制度化，該書由佛蒂斯和艾德華·伊凡普理查所編輯（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 1940）。類似程度的政治人類學制度化過程，在戰後的美國從未發生，部分原因是由於帕森斯學派對於科學的觀點，將人類學歸類到文化和象徵領域。 極力強調社會均衡，這顯然就是艾德華·伊凡普理查的做法，很快就受到質疑，其後的一系列作品更側重於衝突和變遷（Leach 1954）。這些作品試圖呈現個人如何在政治結構之內採取行動，而且變遷因內部和外部的壓力而發生。矛盾和衝突佔了上風。一套特殊風格的衝突導向的政治人類學，在所謂的「曼徹斯特學派」發生，肇始於葛拉克曼。葛拉克曼側重於社會過程，以及對結構與系統的分析，這是基於它們的相對穩定性。他認為，透過建立和重新建立社會行動者之間的交錯連結關係，衝突保持了穩定的政治系統。葛拉克曼甚至提出，若要維持社會的存在，某種程度的衝突是有其必要的，衝突是社會和政治秩序的構成條件。 從 1960年代開始，學者發展了「過程取向」，強調施為者(agent)的角色（Bailey 1969; Barth 1969）。這是個有意義的發展，人類學家開始研究崩解中的殖民體系。對於衝突和社會再生產的焦點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取向所採借，這從1960年代開始主導了法國的政治人類學。皮耶·布迪厄對卡拜爾人的研究作品（Bourdieu 1977）受到來自這個發展所啟發，而且他的早期作品是法國後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過程取向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