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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重定向 臺灣總督府評議會.
台灣日治時期和台灣總督府評議會 · 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和總督府令 ·
台灣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是指臺灣在1895年至1945年間由大日本帝國統治的時期，於臺灣歷史上又稱為日本時代、日治時代、日據時代或日本統治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經濟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身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日本，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和西方由資本主義引導國家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臺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日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殖民地的開拓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迫使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189-201，1999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化的政治風氣改變，於日治中後期日方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其許多臺人出國前往中國東北的滿州國或到日本本土留學，如鍾理和等，甚至赴中國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不過儘管高砂族有志士、民間日籍台裔的志願兵力，仍有漢人赴中參戰抗日，日本政府在民族認同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詳見臺灣抗日運動、高砂義勇隊。 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而因為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與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大成，並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許多臺灣人因而感到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此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儘管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導向的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並將日本領臺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但臺灣民間對日本大多仍抱持好感，不過也有其他不同於上述調查結果之民調。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年來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
委任立法
委任立法或授權立法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委任行政機關，在授權範圍內，可以替立法機關制定和法律效力相同規章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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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法
明治39年（1906年）日本政府公佈法律第三十一號以代替將廢止之六三法，名稱為「關於應該在台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簡稱為「三一法」。明治40年（1907年）1月1日起實施，與「六三法」差別不大，但是，明定總督之律令不得牴觸本國或在台灣施行的法律，不過之前根據「六三法」所頒佈的律令仍然有效，本法效期為5年，在明治44年（1911年）及大正5年（1916年）各延長一次，於大正11年（1922年）被「法三號」取代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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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法
〈六三法〉，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3月31日大日本帝国国会公布法律第六十三號「應於臺灣施行法令相關之法律」的簡稱（臺灣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關スル法律，日本新字体「台湾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関スル法律」）。該法律特別賦予臺灣總督律令制定權，在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而且臨時緊急命令可不經中央主管機關呈請天皇裁決而立即發布。 〈六三法〉原定期限是三年，但延期至1907年才經修訂為〈三一法〉，但臺灣總督仍保有「律令制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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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三號
大正10年（1921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佈法律第三號，正式名稱為「關於應該在台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簡稱為「法三號」，大正11年1月1日起實施。為了使日本本土的法律適用於台灣，將法律之全部或部分要施行於台灣者以敕令定之，台灣總督所制定之律令則只具有補充的地位，只有在台灣有需要，而本土沒有這種法律，或台灣的特殊情況，本土的法律不適合施行於台灣的情形下，才採用制定律令的辦法。至此，總督的立法權被削弱，本法則一直施行到日本戰敗為止。.
台灣日治時期和法三號 · 法三號和總督府令 ·
法律
法律（Law） 是一種由規則組成的體系，經由社會組織來施與強制力量，規範個人行為。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學者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法律的研究來自於對何為平等、公正和正義等問題的訊問，這並不都總是簡單的。法国作家阿納托爾·法郎士於1894年說：「在其崇高的平等之下，法律同時禁止富人和窮人睡在橋下、在街上乞討和偷一塊麵包。」 在一個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中，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政府的三大部門：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而官僚、軍事和警力則是執行法律，並且讓法律為人民服務時相當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個法律系統的運作，同時帶動法律的進步，則獨立自主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充滿生氣的公民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50年寫道：「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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