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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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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治時期
臺灣日治時期（）是指臺灣在1895年至1945年間由大日本帝國統治的時期，於臺灣歷史上又稱為日本時代、日治時代、日據時代或日本統治時期。 日本統治時期臺灣經濟置於日本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身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日本，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和西方由資本主義引導國家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臺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日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殖民地的開拓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迫使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頁189-201，1999年，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化的政治風氣改變，於日治中後期日方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其許多臺人出國前往中國東北的滿州國或到日本本土留學，如鍾理和等，甚至赴中國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不過儘管高砂族有志士、民間日籍台裔的志願兵力，仍有漢人赴中參戰抗日，日本政府在民族認同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詳見臺灣抗日運動、高砂義勇隊。 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相當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而因為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與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大成，並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許多臺灣人因而感到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此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儘管戰後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導向的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並將日本領臺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但臺灣民間對日本大多仍抱持好感，不過也有其他不同於上述調查結果之民調。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年來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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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東京（）是位於日本關東地方的都市，狹義上指東京都、或東京都區部（即東京市區），亦可泛指東京都及周邊衛星都市群相連而成的「首都圈」（東京都會區）。目前（2017年8月）東京都區部人口數達946萬，首都圈的人口數則達3千6百萬，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都會區，亦為亞洲最重要的世界級城市。東京是传统上的全球四大世界級城市之一，在2016年GDP達9472.7億美元，超越紐約（9006.8億）成為全球第一，同時全球城市指數排名中排名第三。 東京古稱江戶，自德川幕府時代以來開始成為日本主要都市之一，明治維新時期改為現名後，更發展為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等眾多領域的樞紐中心。經過二戰後的繼續發展，東京不僅成為世界商業金融、流行文化與時尚重鎮，亦為世界經濟發展度與富裕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此外，東京還有目前全球最複雜、最密集的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其中東京的地鐵系統每日平均運量達880萬人次，繁忙程度居全球地鐵第三位。 在正式的行政區劃定義上，東京僅限於東京都，與道、府、縣同為日本的一級行政區，轄區包含東京都區部、多摩地方與伊豆群島、小笠原群島等離島；其中，東京都區部為日本中央政府所在地。東京都同時也囊括了日本最南端（沖之鳥礁）和最東端（南鳥島）等地理極點，擁有日本各都道府縣中最多的人口數，同時也是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都道府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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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法
〈六三法〉，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3月31日大日本帝国国会公布法律第六十三號「應於臺灣施行法令相關之法律」的簡稱（臺灣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關スル法律，日本新字体「台湾ニ施行スヘキ法令ニ関スル法律」）。該法律特別賦予臺灣總督律令制定權，在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律令），而且臨時緊急命令可不經中央主管機關呈請天皇裁決而立即發布。 〈六三法〉原定期限是三年，但延期至1907年才經修訂為〈三一法〉，但臺灣總督仍保有「律令制定權」。.
林獻堂
林獻堂（），名朝琛，字獻堂，號灌園，以字行。臺灣臺中霧峰人，為世家霧峰林家族長。林獻堂是台灣日治時期非暴力反日人士中右派代表人物，無論在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組織皆扮演要角，被稱為「台灣議會之父」。後因反對三七五減租和徵收餘糧，與當局意見不合，避居到日本。被歷史學者Johanna Menzel Meskill譽為「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與文化的褓母」。他同時也是一位文學家，著有《環球遊記》一書。 林獻堂一生經歷清領、日治、戰後時期三代，是唯一一位具有此經歷的臺灣地方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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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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