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一包和三面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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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一包和三面红旗之间的区别

三自一包 vs. 三面红旗

三自一包是指前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刘少奇于1962年因应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而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这后来成为刘少奇在文革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農工業生產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的统称，这一在“大跃进”运动当中逐渐形成的政治概念，在当时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引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1964年之后，“三面红旗”的提法逐渐减少，1979年中国共产党对“大跃进”运动正式做出基本否定的评价之后，停止了“三面红旗”的提法。.

大跃进

大躍進是於1958年至1962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的試圖利用本土充裕勞動力和蓬勃的群眾熱情在工業和農業上不切实际地增产（即「躍進」）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有人口统计学學家估计，於大躍進非戰爭期間，死亡人數在1,800万至3,250万之间。历史学家冯客声称“胁迫、恐吓、系统性暴力构筑了大跃进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的大屠杀”。 由於195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又完成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等高層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为大跃进正式制定任务和目标，成为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达到1,070万吨；并且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脱离实际的“大炼钢铁”运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严重地伤害了农业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人民生產意願降低，導致連年饑荒。为保证农产品达标，农村开始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现象蔓延开来。但是中国对于粮食的征购却按照虚报产量制定标准。大跃进运动浮夸的现象和很快暴露的问题也招致党内外大量的质疑之声。苏联对人民公社的质疑加深了两国嫌隙，而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分裂集中反映在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上，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批中共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反右倾”而被整肃，造成“跃进”在政策上并未及时刹车，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而领会毛泽东意图的林彪则从此在政治上崛起。此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对政策的批评引起党主席毛泽东不满，最终导致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 大跃进的后果使得这场运动最终难以为继，钢、铁合格率低下，大量资源遭到浪费，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产业结构畸形和农业生产的不足，加之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高指标引发的“浮夸风”，以及脱离实际的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和公共食堂的浪费，與贪污腐化、强征强搶强佔，導致無权势的农民百姓大量死傷受害 ，最终酿成全国大饥荒的悲剧。从1960年冬开始，这场脱离实际的运动逐渐被当局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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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或称三年大饥荒，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国内，在农业集体化和大跃进运动之后，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大饑荒。与之类似的发生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农业集体化政策性大饥荒有朝鲜饥荒和1932年苏联大饥荒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80年代以前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部分大陸居民或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餓飯年、饥荒年、人饿，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或三年大災荒，也有部分西方学者称其为大跃进饑荒、中国大饥荒。 大饥荒所發生的時期有不同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是1959-1961年，、Basil Ashton、文貫中採用1958-1961年，楊繼繩、馮客及周遜的著作則採用1958-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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